前行政院院長、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陳冲指出,美國媒體於二月初獨家報導,台灣工具機業者持續出口產品予俄國,違反西方國家出口禁令云云。消息傳來,本地業者喊冤,認為機具只有外銷土耳其等非禁運國,而經濟部則義正詞嚴表示,早將1,900家俄國廠商列入黑名單,系爭俄國公司( I Machine)也在年初列入,將與「友盟國家」採取一致行動,實施禁運。網路兩天內湧入上千留言,有指責業者發戰爭財的,但多對政府表達不滿與疑惑,不論何者,幾乎都是民粹語言,而行政院高層也湊熱鬧表示,縱然是轉運,出口商也應掌握最終收貨人。

本案暫無必要先談法律問題,因為經濟部一定振振有詞,依據貿易法第六條及第十三條,政府得管制高科技商品的輸出入。但民眾不解的是,只賣些常見的工具機,為何要配合「友盟國家」,祭出禁運手段?而且賣到土耳其後,土國又轉賣到俄國,竟要出口商負責?

為向友盟國家學習經驗,咱們不妨看看友盟的歷史故事。二戰結束後之冷戰時期,由美國於1949年11月主導成立的CoCom(巴黎統籌委員會),結合十七國執行貿易限制與禁運,直到冷戰結束後,CoCom解體,短期間管制解除,但1996年美國又主導成立Wassenaar Arrangement(瓦聖納協議),延續不同程度不同對象的禁運。

CoCom時代,因非正式國際組織,禁運執行不易,但也有不少案例。1983年的日本東芝案件,就是其中之代表作,當時蘇聯為大幅減少燥音、強化潛艇隱密性,向東芝採購遭管制禁運的五軸連動銑床MBP-110S,東芝為規避限制,乃借用普通車床的編號,騙取日本通產省的出口許可,將精密工具機送到瑞典再轉至蘇聯,使蘇聯潛艦性能突飛猛進。1985年因東芝離職員工告密,及美蘇潛艦擦撞事件,東窗事發,引發美國全面制裁,由國防部延燒至國會、由軍事合約蔓延到普通家電,1987年日本政府動手抓人,逮捕兩名高管(鑄造部長及機床部長)、罰款、停止部分業務,最後東芝會長、社長請辭下台,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道歉,日本還在美國五十家報紙刊登「悔罪廣告」,這可是當年國際大事。

與早年東芝案所獲知名度相比,台中集盛公司應該深感榮幸。日本是CoCom成員國,而台灣並不是瓦聖納成員,國際上的道德責任如何轉為國內法的強制責任,政府應對民眾釋疑;東芝當年擁有獨步全球的銑床技術,而台灣賣的只是商用CNC工具機(技術層次不定),只因也可軍用,為何就一律禁運?

既然禁運的對象是俄國,要求台灣效益上不如要求土耳其,何況土國屬瓦聖納成員,又是比友盟更緊密的美國邦交國;根據報載中部某大廠每年輸土的工具機就有三、四百台,如(除切結外)都追蹤最終收貨人,恐怕極難拓展商機,稍有差錯就會將市場拱手讓人。

陳冲指出,自2022年起,美國宣導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觀念,在亞洲推出IPEF,在美洲端出APEP,簡單言之,就是只在朋友間執行國際分工,換句話說,就是同溫層的全球化,縮小版的全球化,再配合瓦聖納協議,「不是同志,就是敵人」,一個美國版的變型世貿組織,已呼之欲出。

長期以來,開發在先的強權挾資金、技術優勢,本就控制市場價值鏈左端的專利、設計,以及右端的品牌、銷售,獲取最高的附加價值,再將附加價值較低的組裝、製造,以市場分工名義,由新興國家進行紅海競爭。如此的全球化雖不公允,價值鏈中段的經濟體,因吸食成癮,縱想擺脫也一時難以如願。但因地緣政治的演變,肇致地緣經濟的比較利益,也告扭曲,實在令人為世界經貿的前景擔憂。

陳冲指出,新會期的立法院已經開議,談一點真正的國家大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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