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曾說,「我並不聰明,只是我和問題相處得比較久而已。」但和一個問題相處,究竟要多長時間才算久?

答案是:一生中最精華的40年。這是催生BNT、莫德納等mRNA疫苗的生化學家卡里科(Karikó Katalin),親身實踐所得來的答案。

在卡努颱風來襲前的8月1日,卡里科首次造訪台灣,與另外兩位學者聯袂接受了第5屆唐獎生技醫藥獎的殊榮。做為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關鍵推手,他們3人不但讓全球數百萬人不至於染疫而死,更開創了mRNA療法的新時代。

對今年68歲的卡里科來說,自從2020年12月,她與另一位唐獎得主暨研究夥伴、賓州大學醫學院教授魏斯曼(Drew Weissman)公開接種了第一批COVID-19疫苗以來,生活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因為她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生涯,在那一天之前,幾乎只能用「無聲的挫敗」來形容。

「(她的想法)太過前衛,很難說服別人可能成真,」賓州大學細胞與發育生物學系教授班內特(Jean Bennett)是她早期在醫學院的夥伴,「那些想法太像科幻小說,挑戰性也太高。」

從卡里科在母國匈牙利就讀大學開始,直到今日,她關心的研究主題就只有一個:mRNA。偏偏她的想法太過先進,主題更是冷門到無人聞問。

她的一心一意,逐漸變成同業眼中的一意孤行,更讓她的學術職涯布滿荊棘。

最早的挫敗發生在1985年。在30歲生日的這一天,她遭到解聘。當時的匈牙利仍在蘇聯鐵幕之下,她任職的賽格德生物研究中心,已經沒有經費支持她的研究。

她最後與先生帶著年幼的女兒,一家三口遠赴美國。雖然這是改變她一生的轉捩點,「卻也是我被迫之下,不得不做出的決定,」她告訴商周記者。

即使卡里科輾轉落腳常春藤名校之一的賓州大學,但她卻集滿了3大不利條件:她是育兒中的女科學家、還是18歲才學英文的移民;更致命的是,她研究的是經費拮据的冷門議題。

若以今天的職場語言來說,卡里科的選擇,恐怕只能用「不識時務」來形容。她的字典裡沒有「以終為始」,她的眼中不見升等教授的終極目標。她不擅長寫論文、拿經費的遊戲規則,只一心埋首菜鳥才做的實驗室工作。

「卡里科擁有博士學位,卻屈就在臨床醫師組成的醫學院,只能算是個『二等公民』,」曾提供她研究經費的心臟科醫師巴納森(Elliot Barnathan)對《華盛頓郵報》回憶。

在40歲的這一年,她先是從研究助理教授「降職」成研究員,後來連飯碗都差點不保。多虧了她指導的醫學系學生、現任祖克醫學院神經外科和放射學教授蘭格(David Langer),也是莫德納的共同創辦人,向系主任強力要求,才讓她又多留在賓大17年。

「我們從未私下討論過(她的降職),」現任威爾康奈爾醫學院助理教授史蓋爾(David Scales)投書媒體《wbur》,他曾接受卡里科與魏斯曼指導三年,「當我加入實驗室時,人們會耳語卡里科的經歷,當作是給年輕學者的警惕。」

諷刺的是,冷門研究就算出現了重大突破,也難以動搖學術圈殘酷的階級生態。

2005年,卡里科與魏斯曼發表了改造mRNA的方法,可以阻止它啟動人體免疫系統。若能將mRNA注射到人體,就可以命令細胞產生任何所需的蛋白質序列;不只是之後COVID-19疫苗的基石,更打開了無數新疫苗、治療用蛋白質和基因療法的大門。

「我們電話會接到手軟,」當時魏斯曼興奮的對卡里科預告。但結果卻是無聲無息,期待的電話鈴聲從未響起。一直要到好幾年以後,BNT與莫德納兩家生技公司才收購了兩人的專利。

「別為沒決定權的事難過」

在別人等待退休的58歲,2013年,卡里科又一次失業。為了繼續研究,這次她隻身回到歐洲,到德國的BNT任職——一直到疫情爆發,為她的人生帶來戲劇性的轉變。

卡里科對研究的堅持,外界多半歸功於天生的熱情。但她自己認為,更多來自後天對研究與發現的執著。

「人們總是說,喔,你要跟隨你的熱情,但其實並非如此,」接受唐獎頒獎隔天,卡里科又神采奕奕出現在北一女中,為台下滿座的4所高中學生演講。

「只要不停練習、不停閱讀、不停思考,你就會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看事情的角度就會不同。即使再無趣的主題,你越精熟,自然就越樂在其中,」她說。

對於挫折,她也並非視而不見,而是學會正向思考。「不論你被辭退,或失去工作,決定權都在別人手上;所以,不要花時間為自己感到難過,要把所有的精力投注在下一件事,」她也自嘲,自己總是被學校當成負面教材,「別人可以叫你走,但只有你能決定要走去哪裡。」

即使是陌生人,也能從肢體語言中感受到她的樂觀。在所有唐獎的獲獎感言中,她的英語雖比不上其他英美得獎人標準,卻是最幽默生動的。她出現的工作照,幾乎都是面帶笑容,「因為我在研究室總是很開心,實驗會令人興奮。」

面對一群高中生,「你們的父母聽不到,所以我會說,你們就做自己想做的就好,」她不談研究,而是拿自己為例,說當年媽媽不看好她談姊弟戀,但如今已經結婚43年,「只有你自己最知道,所以就大膽一試吧!」

比起多數科學簡報總是嚴肅又難懂,卡里科的演講卻是充滿「人味」。不論對象是高中生還是專業同儕,她一張張簡報呈現的,是數十年來的研究進展,更是她合作對象的回顧。

簡報中有著滿滿的照片,會出現她匈牙利大學時代的恩師;也有叮囑她一定要穿著綠上衣、黑外套造訪北一女中的台灣好友;她熱情介紹當年拉她一把的蘭格,如今在Netflix紀錄片《紐約醫生日記》(Lenox Hill)中登場;也不忘調侃安靜少言的魏斯曼,每天說出口的話彷彿有字數上限。

「還好科技不是進步得太快,如果當年我們可以下載論文,我就不可能在影印機旁遇到魏斯曼了,」她重述了媒體報導多次提及,兩人1997年相遇的經典場景。

即使滿懷正能量,她卻絕非事事妥協的好好小姐,而是明確知道自己的所要所想,堅守原則的把關人。

蘭格回憶起,某次實驗室會議,卡里科面對一位握有雄厚資金的教授,卻精準犀利的質疑他的數據,讓對方直言要她下次別再來了。

對許多科學家來說,有了新發現就會成立公司、申請專利,擬定獲利計畫。蘭格對《紐約時報》說,「這是凱蒂(卡里科的暱稱Kati)腦中最不會想到的事。」

卡里科自己則記得,曾對著一位同事嗆聲,「我星期六、星期天也來工作,難道是為了你嗎?我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學得更多、了解更多才來。」她先生曾笑稱,以她工時之長,時薪恐怕只有1美元。

「我告訴女兒,科學就跟划船一樣,」她的獨生女蘇珊(Susan Francia)是兩屆奧運8人單槳賽艇金牌得主,「賽艇選手總是倒退著划槳,看不到終點線;科學也是一樣。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走在正確的方向上。」

「我們只能相信,也許下一個世代將延續我們的所做所學,最終對人類有所貢獻,」即使卡里科的前半生在低谷徘徊,命運卻為她迎來了顛峰時刻。不只在有生之年證明自己是對的,自己的心血更為了拯救生命,繼續發光發亮。

商業周刊1866期
商業周刊18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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