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日本新潟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長與央行總裁會議,美國財長葉倫於會議中再度警告,美國正面臨現金即將耗盡,使美債陷入違約的窘境。而美國一旦違約,不只將使過去幾年針對疫情復甦所做的努力化為烏有,也恐因而引發全球經濟走疲,進而令美國經濟受創更重。美國總統拜登因為府會的國債之爭,還差點不出席19日~21日在廣島舉行的G7領袖峰會。

關於美國目前所面臨的債限危機議題,其實早在5月初葉倫就已預警,如果國會再不儘快提高舉債上限,美債違約大限最快可能將落在6月1日。然而,即使時日緊迫,有關美國債限的僵局迄今仍然無解。

具體而言,美國眾議院在共和黨推動下,其實早在4月下旬就已通過提高債務上限1.5兆美元的法案。但同時也提出政府必須在未來十年,削減4.8兆美元預算的附加條款。而面對由共和黨掌握多數席次的眾議院所通過的此一附加條款,拜登政府則是明確表態無法接受。拜登甚至揚言即使參議院也認同眾議院的此項決議,他也將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責否決參眾兩院所通過的此項法案。在雙方各執一詞的對立狀況下,即使拜登已於9日邀請參眾兩院民主、共和兩黨的四大領導人,到白宮共商化解美國史上首次主權違約危機大計,但談判仍然進展不大。

於此,不妨來解讀,既然眾議院都已通過同意提高舉債上限的法案,至少可以化解美債違約的燃眉之急,何以拜登卻不領情?而即使增列的要求在未來十年必須削減4.8兆美元預算的附加條款,出發點也可歸因於希望能夠削減預算規模,以免落得政府債台高築以及衍生債留子孫的雙重困境。更何況即使拜登在2024年的大選能夠連任,此一為期十年削減預算支出條款,也不只是拜登的第二任期會受框限,五年後的再下任,乃至於九年後的再下下任總統,自然也要一視同仁的遵法守紀。至於如果明年大選拜登敗選,則首當其衝的反將是共和黨籍的新任總統。是則,拜登又何必如此的短視乃至於專斷?

針對外界對上述這兩點的不解,葉倫倒是在G7財金首長會議的演說中洩漏「天機」。她說「美國國會從1960年以來,上調或暫時取消舉債上限將近80次」, 因而她敦促國會迅速採取行動,再度這麼做。也就是說,回顧過去一甲子,每當執政者在編列年度預算時,碰到入不敷出、資不抵債時,一貫的做法就是修法提高舉債上限,使政府可以合法編列「赤字預算」。而既然歷經一甲子都已相沿成習,拜登政府自然覺得透過修法提高舉債上限,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應有之舉。否則姑不論是否會因為減少預算規模,而使得某些既得利益者受損,光是可能影響他爭取連任勝選的機率,自然是執政團隊無法承受的嚴重後果了!

歸納上述的解讀,美國證交會(SEC)主席詹斯勒也在10日警告,債務違約可能導致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市場發生「重大斷裂」,進而衝擊全球貿易、外資減少投資美國和美元價值下滑等後遺,固而強調「美國政府必須嚴守財政紀律」,以各種手段來降低買債與預算赤字,避免債務違約。他的這番論述,其實並無新義。但在現實面,以美國為例,其對策並不是治本的降低負債與預算赤字,而是一再透過修法提高舉債上限的治標作為,來化解政府債務危機,但卻把應遵循財政紀律、明訂舉債上限的法規視同具文。

政府部門如此「短線」操作,不只有違ESG中的永續(E)與治理(G),並導致加劇「債留子孫」的後遺症。然而,更值得正視與反思的,則是既然美國老大哥都如此只在意當下,而不在乎債留子孫,則包括歐盟、日本等已開發先進國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自然也就「有樣學樣」的假民主之名,無視財政紀律,以各種名目大肆舉債自肥。而在公共政策的推動上,更是只在意是否能收立竿見影之效,俾有利於所屬政黨繼續執政。在這種現實、短視的思維下,「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正向循環效應並非施政之首選,反而是「竭澤而漁」或「巧取豪奪」才更具吸引力!

面對美國所陷入的債務危機,隔太平洋也許比較容易旁觀者清,但如果以同樣的視野來看台灣,我們是否也能夠同樣的旁觀者清,或者是陷入當局者迷的境地而不自知?值得大家的正視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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