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6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宣布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CNPC)簽署協議,將改以人民幣及盧布作為雙方天然氣貿易之清算貨幣。同年12月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參加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時表示,將以人民幣向海灣國家購買石油及天然氣。
2023年4月13日,巴西總統魯拉於上海參加金磚五國新開發銀行行長就職典禮時表示,為何全世界都必須以美元作為清算貨幣?為何金磚五國不能使用自己的貨幣清算?上述幾項事件再加上近期「美元武器化」所引發之廣泛討論,「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似乎已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熱門的議題。
眾所周知,貨幣基本上有三大功能:計算的單位、交易的媒介,以及價值的儲藏,而某一國家之貨幣能否作為國際貿易投資之清算工具及充當外匯準備資產,除價值穩定外,另需具備國際外匯市場交易之流動性(幾乎不存在任何外匯管制)及交易深度(足夠之交易量可即時滿足供需雙方之要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美元計價資產占全世界外匯準備之比例由1990年代之70%左右,緩步降低至2021年約60%,此一數據似乎顯示去美元化確實是現在進行式。然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之統計,2022年全世界所有之外匯交易中,美元仍占有近90%之近乎獨占地位。由此觀之,美元只是逐步降低作為外匯準備資產的價值,但仍是全球貿易及投資之清算貨幣。換言之,美元價值儲藏功能容或在降低,但交易媒介功能仍是一枝獨秀。
一般而言,國際貿易(或投資)面臨以下三項風險,其一是交易標的國際價格的波動風險,其二是買方(投資方)將本國貨幣兌換成國際清算貨幣之匯率波動風險,其三是賣方(被投資方)將國際清算貨幣兌換成本國貨幣之匯率波動風險。買賣雙方除必須承擔標的價格波動之風險外,也各自承擔本國貨幣換成國際清算貨幣之匯率風險。
以俄羅斯-中國天然氣協議為例,一旦將國際貿易清算貨幣由美元改成盧布,在不考慮天然氣價格變動因素下,Gazprom因而毋須承擔盧布之匯率風險,但CNPC仍需承擔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再兌換成盧布之雙重匯率風險。此外,當我們考慮天然氣國際價格變動的風險時,Gazprom勢必反映此一風險於盧布價格上,因此CNPC必須承擔天然氣國際價格變動風險、盧布匯率風險,再加上人民幣匯率風險。換言之,清算貨幣改為盧布後,所有風險轉由進口商CNPC承擔。相反地,若換成以人民幣作為清算貨幣,則風險全部轉由出口商Gazprom承擔。因此,改用其他貨幣取代美元作為國際清算貨幣時,勢必發生標的物價格變動風險及兩國貨幣匯率風險轉嫁的問題,而此一風險轉嫁效果將對其貿易對手國產生莫大的衝擊。
再以中國改用人民幣向海灣國家購買石油為例,先不談中國進口商將匯率風險轉嫁予海灣國家之石油出口商,當吾人只考量出口商取得人民幣後之兌換問題,如果出口商有其他外幣需求時,人民幣兌換成其他貨幣之市場流動性及深度夠嗎?又如果出口商無外幣需求,人民幣兌換成該國貨幣之市場流動性及深度夠嗎?目前主張在以本國貨幣作為國際清算貨幣的國家也都存有相當程度之外匯管制,除非在短期間能放寬外匯管制(經常帳及金融帳之管制都必須解除),否則出口商手上一大筆無法立即兌換成可在國際使用之貨幣,其所造成之資金閉鎖效果遠比風險轉嫁效果嚴重。
目前國際貿易及投資之進行是靠美國透過外貿逆差及各項援外方案提供美元而融通,個別國家再以美元迴轉投資美國實質資產與股票及債券。換言之,美國在經常帳出口美元(逆差),在金融帳則回收美元(順差),只要美國政經情勢穩定、世界各國仍然對美國保有信心,則美元之境外循環恰可維持國際貿易及投資之順暢運作。就俄羅斯及中國而言,根據世貿組織(WTO)統計,兩國2022年外貿順差分別為2,920億美元及8,780億美元,若改以盧布或人民幣作為清算貨幣,試問目前市場上存有足夠之盧布或人民幣充作交易媒介?更不用說這兩個國家都是出超國,經常帳是淨收回而不是淨釋出盧布或人民幣。
綜上所述,有意願成為國際通貨之國家能否釋出足夠之本國貨幣予全世界以融通各項交易,是否願意解除各項資本管制讓資金可以自由進出國境,加上該貨幣在國際外匯市場是否有足夠之流動性及深度等問題,環視世界各國,美國(美元)在短期內仍無實質挑戰者。目前倡議去美元化的國家偏巧是受美國政治及經濟制裁(或杯葛)的國家,因此,個人以為去美元化與其說是財經議題,毋寧說是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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