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上提出「在高品質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後,「共同富裕」即成為大陸熱議話題。由於中共中央財委會主要負責大陸經濟社會發展的頂層設計與戰略研究;因此,各界無不關注:「共同富裕」上升為國家戰略後,大陸將會提出怎樣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對大陸經濟社會,乃至兩岸經貿產生怎樣的影響?

 改革開放後 多談發展而少談分配

 眾所周知,1921年建黨的中共,其主要號召就是要修正資本主義的諸多弊端,特別是因為生產資料為少數人擁有、勞工(無產階級者)因為無法出賣勞力而無法生存,以及國家無法保障財產和利益的平等分配等問題,以避免形成富者可敵國、貧者無立錐之地的階級剝削。而這強調「天下為公」的左翼理念,獲得當時中國大陸廣大工農階級的支持,使得中共在成立短短28年,就建立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然而,基於大陸生產力仍然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透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建構,不但為大陸利用資本主義手段解放生產力找到理論基礎;也為大陸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提供了動能。

 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策略下,中共改革開放後的治理模式,更多強調發展而非分配。因此,逐漸形成區域、城鄉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究竟應該先發展亦或先分配,即成為大陸經濟崛起過程中不斷論辯的重要課題。

 三路並進的社會分配

 這次大陸領導人強調要達到「共同富裕」的「三次分配」論述,源自於1994年大陸經濟學者厲以寧。根據其理論,初次分配是通過市場實現的收入分配;再分配即是通過政府調節而進行的分配;第三次分配則是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影響下的捐贈行為。

 中共強調,三次分配目的在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此外,三次分配並非依時序、而是交錯並行的。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未來大陸將提出怎樣的政策法規,以構建有效的三次分配制度。

 在初次分配方面,重點在透過市場的調節提高勞工收入。中共認為,過去大陸各地為了招商引資、增加財政收入,給予企業投資許多的優惠,造成收入分配向資本和壟斷行業過度傾斜的問題。因此,未來大陸一方面勢必透過例如《反壟斷法》限制行業的壟斷;另一方面,則必將逐步調高最低工資以增加勞工所得;與此同時,進一步鼓勵勞工組成工會,提供更多勞工對資方議價的制度性保障。

 再分配方面,重點在透過政府提高居民保障。因此除了透過稅制檢討,確保高收入者承擔最終主要稅負、低收入者稅負低於高收入者;更重要的是逐步提高包括社會保險、撫恤金、養老金、失業補助、救濟金及各類補助的費用,以強化大陸民眾的社會保障體系;並透過抑制房價、強化補貼農產品價格等轉移支付,讓收入較低民眾逐步往中等收入行列移動。

 至於第三次分配方面,重點在發展慈善事業。未來大陸一方面將鼓勵公益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透過稅制調整,增加企業或個人慈善捐款的抵稅;同時透過遺產法的實施,課徵遺產及贈與稅。

 企業無法迴避社會責任

 中共要推動並落實三次分配的相關政策,並非一蹴可幾,也必將遭遇一些挑戰:例如在初次分配方面,大陸企業若無法向產業價值鏈高端移動,在勞動密集型低端加工企業利潤已經相當微薄的情況下,能分配給勞工的利潤很難大幅提升;而二次分配考驗的是政府的財政承擔能量;至於第三次分配,則要避免道德綁架,形成對企業的逼捐以致影響企業投資。

 事實上,大陸網民對中共此次提出的共同富裕,多數給予正面的評價。而中共也強調,在大陸經濟總量已突破1百兆人民幣、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已基本實現入小康社會的此刻,推動共同富裕正是當時。然而,深層來看,大陸此刻推動三次分配,一方面是為了化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下逐漸激化的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喚起對未來失去希望只想「躺平」的大陸群眾。換言之,其主要仍是為了維穩,並重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

 總的來說,從大陸體制來看,無論是要通過市場、通過政府或是通過道德來分配,基本上仍必須落實到政策,而政策又是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影響。

 因此,在中共已從戰略層次指出,未來15年改革的重點是縮小收入差距的此刻,對在陸投資的企業來說,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維護良好企業形象,將是無法迴避的課題。

(時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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